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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第83篇:读文有思∣在孙绍振教授的引领下成长


【资料图】

《初中语文教与学》2023年第6期全文转载了福建宁德市教师进修学校陈成龙老师发表于《福建基础教育研究》2023年第1期的文章《躬身细读 金针度人——孙绍振教授教我深耕文本解读》。陈老师是孙绍振教授的学生,得到过孙教授的亲自指导。我自然没有那么幸运,但也是在孙教授各种著作的引领下成长起来的。阅读这篇文章,我获得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内容。孙绍振教授指导陈老师深耕文本解读,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用孙绍振教授的原话作为标题。对照这四个阶段反思自己的成长,我也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第一个阶段是“要读出你自己的理解,不要迷信,不要盲从”。所谓的“不要迷信,不要盲从”,我觉得主要是不迷信和盲从教参的解读、传统的结论、网上的各种资料、专家的解读等。这些成果可以启发自己的解读,但不能代替。例如陈成龙老师提及自己在备课《荷塘月色》时,就抓住了第5段最后一句话中的“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;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,如同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”,“梵婀玲”是小提琴的音译,这个名曲究竟是什么曲子呢?教师提供了世界八大小提琴名曲,有优美柔丽的德国的《纪念曲》,有明快欢腾的罗马尼亚的《云雀》,有浪漫喜悦的《爱之喜悦》,有气势雄浑的《魔鬼的颤章奏鸣曲》等,然后请学生判断,哪一首曲子适合本文所写的氛围,进而推断作者朱自清此时的心情如何。这就是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。对于文本中的“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”,一般人只会从通感修辞的角度进行解读,而没有在“名曲”二字上大作文章。当然,读者也无需从考证的角度分析这个名曲究竟是什么,朱自清写作的时候也未必有明确的意识,但陈老师通过这样的问题,撬动了学生对文本的解读。这自然是十分巧妙的。我本人也对《荷塘月色》有过个性化的解读,尤其是对第四段,至今印象还是很深刻。

第二个阶段是“要努力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”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这句话启发教师和学生对文本要进行多角度的解读,但这种解读是有界的,因为最终解读的对象是哈姆雷特,而不可能是哈利波特。孙绍振教授说:“文本解读是要力求寻找相对最像的"哈姆雷特’”,这个观点值得注意。陈老师说:“个性化文本解读对于唤醒阅读者的主体性的确有其积极意义,因为阅读是阅读者与文本交流的过程,阅读者如果能准确地把握作者在作品中的本意,那么阅读才是高质量的。”作品的本意是什么?所谓“最像”是和谁相比最像?这些都是复杂的文艺理论问题。陈老师没有在这些理论方面作过多的纠缠,而是举了一个自己备课的案例。执教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,陈老师关注到了铁匠华希特说的一番话,这番话带有讽刺意味,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华希特是“反面人物”呢?经过对文本的反复细读,作者认为华希特和听课的镇长、郝叟老头、邮递员等一样,都是普通民众,都是爱国者。于是他据此设计了一个问题:既然铁匠华希特没进课堂听课,那么小说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呢?文章题目是《最后一课》,却去写一个没有到课堂听课的铁匠,这是不是偏题呢?这样的问题,可以启发学生回归文本,结合整体文意再去解读华希特说的那番话,在此基础上去理解“华希特是许许多多没有走进最后一课课堂的普通民众的代表”。这样自然就拓展了学生对文本主题的理解。

第三个阶段是“不要忽略了沿途的风景”。孙教授如是说:“一个大学老教师的解读,中学生的理解不可能与我相同,你们不要强迫他们,要给他们消化的过程,要让学生在读出自己感受的过程中欣赏沿途的风景。”在此观点的启发下,陈老师执教了《木兰诗》。我们知道,孙绍振教授对《木兰诗》也有自己的解读,但语文教学不是将孙绍振教授的结论直接搬给学生,而是要注重引导学生自主解读的过程。他从本诗的最后四句“雄兔脚扑朔,雌兔眼迷离;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”入手提出了如下问题:雌兔的特点是“眼迷离”,那么作为女性的木兰有哪些特点呢?诗中所写的哪些事情是木兰与她的战友“傍地走”?这个问题一下子撬动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,最后经过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:木兰是一个没有英雄感的平民英雄形象。试想,如果教师像大学讲堂那样直接传递孙教授的结论,学生肯定领略不到探究木兰形象过程中那“沿途的风景”。这也说明,阅读教学不是直接给学生提供结论,而是要通过问题、任务等多种形式,引导学生关注文本、解读文本,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阅读能力。

第四个阶段是“要努力把文本解读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成果”,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。我最初研究文本解读,喜欢讲给学生我自己对文本的独特解读,例如曾经一句一句阅读《孔雀东南飞》,读出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意思。后来我更喜欢通过问题,启发学生独立解读文本。例如执教《短歌行》,我就问了学生一个问题:作者明明已经说了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,后文为什么又写“忧从中来,不可断绝”?学生自然要去解读文本,最后发现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“忧”。人生苦短之忧,可用杜康解之;建功立业之忧,只能用贤才来解。再后来,我发现文本解读不是给学生提供已有的成果,教师也不能充当专家结论的搬运工。文本解读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、教学流程,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其价值。于是我带领志同道合的同行研究“文本解读的教学转化”问题,尤其是文本解读如何转化为教学内容,后来形成了系列成果与论文,并在课堂教学上进行尝试。

孙绍振教授与作者陈成龙老师的专业交往,尤其是陈老师感悟最深的这四个点,其实也是我十多年来文本解读经历的真实写照。建议一线教师阅读陈老师这篇文章,哪怕是模拟走一走陈老师走过的道路,也一定大有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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